1988年，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将近八斤的女婴被张丽珠从产房中抱了出来。

门外早已等候多时的媒体立马冲上前争相采访，而张丽珠抱着婴儿的照片也在顷刻间传遍了大江南北。

这个婴儿身上有什么故事，为何如此受关注？

“绝境”里的最后一根稻草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郑桂珍结婚了，但在婚后的20年里，她和丈夫始终没能怀上属于自己的孩子。

眼见同龄人的孩子都已经上学了，郑桂珍不由得万分焦急。

因为婚后这么长时间都没能怀孕，在当时风气保守的农村，他们两口子遭受了不少的流言蜚语。

后来，她和丈夫一起到医院进行了一次全面细致的检查，经医生诊断，郑桂珍患有“双侧输卵管不通”。

在当时医疗条件落后的情况下，这几乎宣判了郑桂珍的命运，她可能当不上母亲了。

可为了能有个孩子，郑桂珍剑走偏锋，不仅试了不少的民间偏方，还到处求神拜佛。

几年下来，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罪没少受，但依旧没能如愿。

一转眼，郑桂珍也快到四十了，她对有孩子这件事也几乎丧失了所有的希望。

但在听广播的时候，郑桂珍了解到北京有一个机构正在研究体外授精技术，可以帮助一些不孕不育的夫妻生出孩子。

郑桂珍重新点燃了将要熄灭的希望。

可在此之前，中国的试管婴儿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案例，郑桂珍的丈夫不同意她去接受这样的手术。

但郑桂珍却说：“咱们先去了解一下情况，万一不能成功，咱俩就回来好好过日子。”

丈夫沉思良久，最终同意了。

随后，二人收拾好行李，动身去了北京。

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夫妻俩见到了张丽珠。

峰回路转新法子

张丽珠在1944年就已经在国外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在海外，张丽珠拥有优异的生活环境和先进的工作条件。

再加上她从小父母双亡，在国内可谓是了无牵挂，但在新中国的成立之后，她还是在1951年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她成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名妇科医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工作。

在工作过程中，张丽珠收到了一千多封来自不孕症患者的信。

每一封信中都充满了他们对孩子的渴望和没有孩子的焦虑。

正是因为这些令人声泪俱下的信件以及背后的一千多个没有孩子的家庭的痛苦，张教授开始研究试管婴儿。

当时试管婴儿在国外的名气很高，但在国内，大家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有专业的人才、仪器和设备了。

面对一穷二白的情况，张教授就自己组织团队，忘寝废食地带着团队自己摸索自己研究。

当时的条件很艰苦，住的地方可谓是下雨漏水，刮风进土。

一开始连实验室都没有，只能在一个不足十平米的地方工作。

取卵针更是只有一个，还是张教师从国外带回来的，用钝了都只能到钟表店里打磨打磨再用。

而张教授却依然带着团队一点一滴的将试管婴儿的技术给研究了出来。

张丽珠在见到郑桂珍夫妇后也是十分激动，但激动之余还透露出一股紧张。

郑桂珍是张丽珍的第十三个病人，虽然之前已经有过十二个，但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

谁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成功。

开始手术

郑桂珍住院后，张丽珠团队马不停蹄的开始研究方案。

最终，设计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都十分耸人听闻的方法：开腹取卵。

当时的医学条件很落后，不仅没有超声波技术，也没有微创技术，只能通过开腹取卵。

因为卵子是在卵泡液中，所以要先将腹部刨开，用取卵针取出卵泡液，再从卵泡液中先找到卵泡。

但当时由于医院中没有专业的保温设备，卵泡液从人体中取出来之后只能先在保温杯中保温。

就连杯子中的培养液也是按照卵泡液的温度和ph值都是自己配制的。

用现在的眼光看，这种方法实在是太过于简陋了。

但就是这样简陋的条件，试管婴儿的手术开始了。

在手术取卵的过程中，张丽珠的额头全是汗，生怕因为自己的一丁点失误出现意外。

在取出卵泡液后，张丽珠的助手刘平立刻小心的将卵泡液装进了保温杯中，一路跑着到了实验室，开始在显微镜下寻找卵泡。

张丽珠在手术后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就赶到了实验室。

其实在最开始的几次胚胎移植实验中，都还是在很远的北医教学楼实验室中完成的。

后来，才在医院二层的职业病科中腾出了一间屋子改为实验室。

之前的每一次手术，能从卵泡液中取出的成熟卵泡个数非常有限，张教授的脸上一直有一种无以言表的失望。

好在这次成功地找到了优秀的卵子，并顺利完成体外受精。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将受精卵植入人体了。

因为没有国外专业的仪器，张教授就自己设计出了一根特制的管子，通过这根特别的管子，小心翼翼地将受精卵植入郑桂珍的体内。

在移植过程中，整个团队都屏住了呼吸，生怕自己微弱的呼吸影响了植入的精准度。

移植成功后，张丽珠教授缝合了伤口，将郑桂珍推至病房内。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

七周后，婴儿的心跳声响彻在郑桂珍的腹中。

手术成功了。

等待奇迹到来

之后的十个月里，张丽珠团队更是把郑桂珍当成了大熊猫来照顾。

1988年3月10日，郑桂珍成功产出了一个健康女婴。

她为女儿取名为“郑萌珠”，“萌”是“生命萌发”的意思，而“珠”就取自张丽珠。

郑萌珠的诞生翻开了我国辅助生殖医疗技术的新篇章。

在张丽珠的要求下，出生的郑萌珠在北京待了两个多月才跟着父母回了老家。

回家前，张丽珠对着郑桂珍夫妻是千叮咛万嘱咐，唯恐出现一点差池。

而郑萌珠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在被关心与照顾着。

身体发育、智商、语言能力等等，都在张丽珠团队记录的范围内。

结果显示一切正常，第一例试管婴儿非常成功。

郑萌珠健康地成长着，20年后，郑萌珠考上了大学。

正是在这一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组织了一场特殊的宴会，邀请了不少在这里出生的试管婴儿。

时隔多年，这些孩子们回到这个他们生命起源的地方，其中，就有郑萌珠。

2019年，31岁的郑萌珠也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迎来了自己的孩子，她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八斤的大胖小子。

郑萌珠也当妈妈了。

郑萌珠在生产的时候，张丽珠的助手刘平也守在手术室里。她抱着萌珠的孩子，就好像当年张丽珍教授抱着萌珠一样。

首例试管婴儿能分娩宝宝，标志着中国试管婴儿技术的成熟。

郑萌珠与自己的孩子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生殖医学中心在张丽珠教授地推动下已经发展壮大，每年都有接近三四千的试管婴儿在这里出生。

目前，我国通过试管婴儿或其他技术出生的人数占出生人口总数的1%-2%。

这使得千千万万个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

医学的每一项进步都是科研人员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和付出才得到的回报。

如果没有张丽珠，中国的试管婴儿技术也不会发展得如此迅速，也没有了如今千万家庭的天伦之乐。

生命源于卵子和精子的双向奔赴，受精卵渐渐地发展成了胚胎，长成小小的生命体。

生命来之不易，而又绵延不断。

如今刘平已经接过了张丽珠手中的旗帜，为千千万万家庭得以圆满而奔波着，在她步履匆匆的背影中，依旧能看见曾经当年那个抱着保温桶奔跑的年轻学生。

（图片及故事素材均来源于互联网）